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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村支书形象(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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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透过中国当代文学中村支书这一形象序列的演变，我们也会进一步看清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存在的经验与教训。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不朽名著证明，文学创作，尤其是写实性、叙事性的小说创作，是否写出真实可信、个性丰满的人物乃其成败之关键，举凡《红与黑》《复活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简·爱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红楼梦》等伟大作品的成功，根本原因即在于其中的许多人物，做到了如同黑格尔所说的“理想性格”那样，“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，本身就是一个世界，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生气的人，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”①[德]黑格尔：《美学》第1卷，朱光潜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79年，第303页。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鲁迅、茅盾、老舍等人的文学成就，也主要是基于写出了“阿Q”“孔乙己”“吴荪甫”“骆驼祥子”“虎妞”这样一些鲜活的人物形象。据此反观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，其重要不足正在于——由于“政治工具论”的创作观念，以及与阶级斗争相关的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的束缚，在人物描写方面，长期存在着好坏分明，如同黑格尔所说的“寓言式”的抽象化之类痼疾。即以新时期以来出现的众多村支书人物形象来看，大多仍存在着简单化、模式化、概念化之类缺陷。让人感到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观念，虽在不断有所突破，但因某些思维模式，尤其是政治工具化、二元对立之类思维模式的长期积淀，这突破又是艰难的。

或因与十年浩劫的刚刚结束有关，贾大山发表于1977年的短篇小说《取经》，虽荣获1978年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，但作品中不自觉地延续的仍是“文革”期间的假大空创作模式。作者这样描写了作为小说主要人物的李庄的村支书李黑牛：身先士卒，带领群众改天换地学大寨，虽然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，看一本书比锄十亩地还费劲，但怀里竟常常揣着《共产党宣言》、列宁《伟大的创造》以及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，抽空就掏出来学一通；他常常对别人说：“咱招数少，有事就得请教马列和毛主席著作”。这样一个人物，与“文革”期间出现的第二代村支书江春旺、高大泉等人几无二致，更多体现的仍是一种“时代传声筒”的特征。在几年后出现的《燕赵悲歌》中，蒋子龙通过对大赵庄党支书武耕新忏悔、苦恼的心灵世界的展示，虽使人物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血肉感，但就整部作品来看，由于是用粗线勾勒的虚化手法，重在呈现大赵庄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奇变化，而未能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用足笔力，因而会使读者在为其人物的业绩振奋之余，仍会不满于武耕新形象的苍白。何申的长篇小说《多彩的乡村》，虽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，但其主要人物：那位退伍军人出身，无私无畏，一身正气，能正确理解党的政治路线，宣称“我的目标最明确，我想让三将村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”的三将村的村支书赵国强，亦给人形象苍白，个性单一之感，从而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质量。面对新时期以来的这一形象序列，叫人感到，在人物的生动丰满程度方面，有许多甚至还比不上第一代“村支书”中的王金生、萧长春等人。即如在颇为评论界称道的刘醒龙的中篇小说《村支书》中，作者虽有意识地发掘了人物形象的人性内涵，但当我们注意到方建国为堵水闸漏洞而英勇献身的小说结局，竟类乎峻青创作于1954年的《老水牛爷爷》的翻版时，就会感到作者在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方面，亦仍未挣脱简单化、表面化、雷同化之类的窠臼。

在不无重要开拓意义的乡村“土皇帝”形象系列中，我们虽可以看出作家们力求更为深刻、更为真实地揭示现实生活的目光，但因不少作家的笔力，尚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揭露方面，同样缺乏对人物性格复杂内涵的深入发掘，因而也就致使这类人物形象，大多不仅色调单一，且相互雷同。不论在较早出现的崔海赢、曹福贵，还是晚些出现的陈宝宝、李保，我们看到的均不过是自私自利、横行乡里，与旧时代的乡村“恶霸”相差无几的“恶魔”，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性质的政治标签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样一种人物形象创造的弊端，至今，仍在影响着一些作家作品的成就。如毕飞宇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、2010年度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玉米》，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优秀作品之一，但遗憾的是，在小说中的村支书王连方这一重要人物身上，我们看到的仍多是“王连方在外面弄女人的历史复杂而又漫长”；他在大队部，居然将长他十多岁，且长一个辈份，喊她婶子的“女会计摁在了地下，扒开来，睡了”；“王连方不仅要播种机，还要做宣传队，他要让村里的女人们知道，上床之后连自己都冒进，可见所有的新郎官都冒进了”之类嘲讽化、漫画化、恶魔化的笔墨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小说的艺术品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