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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村支书形象(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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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大山《取经》中的李庄的村支书李黑牛：敢于顶着所谓“唯生产力论”的政治压力，带领群众搞生产，在建设大寨田时，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创造了掏沙换土的先进经验，受到了上级的高度重视。为了推广其经验，县委组织了数千名农村干部，来李庄召开了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，让李黑牛在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。谌容《太子村的秘密》中的李万举，表面上虽也在迎合时势，听从上级的有关号召，但他内心里藏有一部“三不糊弄”的真经，即“肚子不能糊弄，庄稼不能糊弄，社员不能糊弄”。故而除了应付上级之外，他是该怎么干就怎么干。他不避政治嫌疑，重用了会做豆腐的地富子弟李承福，使村里的副业生意兴盛起来；为了保证社员的利益，他竟敢设法瞒产私分。这样一位支书虽也曾引起过上级的怀疑，但却深得民心，全村大人孩子“皆说好”。蒋子龙《燕赵悲歌》中的那个大赵庄，由于多年来“极左”思潮的折腾，社员们一直没能摆脱穷困。为此，武耕新这位大赵庄的当家人，受到了群众的尖锐嘲讽和指责。他感到愤怒、委屈和耻辱。但他没有屈服，在大队支委会上立下了“军令状”，要求再干三年。继任之后，武耕新以义无反顾的气概，大胆实行承包，启用贤能，开办工厂，实施了一系列的农村改革。几年过后，在一度穷困不堪的大赵庄土地上，竟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家拥有上千万资本的“农工商联合公司”，武耕新也终于赢得了大赵庄群众的信任与拥戴。在何申《多彩的乡村》中，身兼村主任与村支书的赵国强，能够顺应民心与时代潮流，冲破各种束缚，为村里创办了企业，改变了乡村的落后面貌，带领全村走上了致富之路。在作家心目中，武耕新、赵国强这类村支书，可谓时代的弄潮儿，表现出来的是中国当代农村共产党人不屈不挠，奋勇进取的优秀素质。在刘醒龙笔下，那位望天畈村的村支书方建国，限于个人能力及性格的内敛，虽不像李黑牛、李万举、武耕新、赵国强那样有所作为，但身患胃病的他，坚守“凭良心办事”的信念，一天到晚，都在忙村里的工作，都在设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，谋划村里的发展。在一次抗洪抢险中，他奋不顾身地跳进水中，用身体堵住了水闸的漏洞，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全村人的平安。县委为此作出了在全县开展向方建国支书学习的决定，用比较了解他的行署农办张部长的话说：“老方是个好干部，是一面镜子，为百姓谋利益的干部才是好干部，这样的人过去有，现在有，将来会更多。老方就是一面闪光的镜子。”

与第一代村支书中的萧长春，第二代的高大泉、江春旺、江水英，第三代中的福淳爷、李铜钟相同，这些乡村一号人物，同属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的好干部。不同的是，他们的头脑中不再绷紧着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之类的政治神经，而是表现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勇于独立思考，务实肯干的领导作风；或大胆开拓，敢作敢为，带领乡亲们挣脱贫困的智慧与勇气；或竭尽所能，鞠躬尽瘁的自我牺牲精神。这一村支书的光辉形象序列的意义在于，既讴歌了不论在什么时代环境中，中国共产党人都应保持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，也折射出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艰辛与曲折。

二

综观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村支书形象，可以看到，十七年至“文革”期间，这类人物的主导性格尚是模式化与单一化的，其形象是日趋符号化与干瘪化的，体现的是因受制于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化要求，中国文学的路子越走越窄，终于产生窒息的危机。是新时期以来，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，才使文学重获生机，得以兴盛繁荣。村支书这一人物形象家族，也随之发生了值得充分肯定的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：

（一）单一人物模式的突破

在新时期以来的第三代村支书形象中，除了李黑牛、李万举、武耕新、赵国强、方建国那样类乎第一代与第二代中的王金生、萧长春、高大泉、江春旺式的党的好干部形象之外，又出现了崔海赢、曹福贵、陈宝玉、李保、邱志国那样的农村“土皇帝”；田福堂、田家祥、呼天成、郭存先那样的迷恋权势者；福淳爷、李铜钟、吴蔓玲那样的时代政治牺牲品等诸般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。即如同是党的好干部形象的村支书，也已与作为“党的形象化身”或“政治符号”的第一、二代中的王金生、萧长春、江春旺等人物判然有别了。如谌容在《太子村的秘密》中描写的那个李万举，就与同是谌容创作于“文革”期间的《万年青》中的那位常在教育别人，满口政治空话的江春旺截然不同了。这位对上级表面上温顺随和的李万举，虽内心里对其要求的空泛的政治运动、瞎指挥之类厌恨不已，但因无力抗拒，也就不得不机智地采取了“阳奉阴违”的策略，一切从农村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暗中另搞一套了。熟悉农村生活的读者会清楚，在相关年代的农村，这样一位体现了农民务实性格又不乏政治智慧的“滑头”村干部，所在多有，因而不仅更为真实可信，也更具普遍性与典型性。更为重要是，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独具个性的人物，更为深刻地揭露批判了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荒唐。